司法解释的突破是画蛇添足。

由此造成的恶性事件屡见不鲜，上访案件数量更居高不下。强制令源于早期英国的衡平法，一般在避免难以弥补的损害情况下，经过法庭的利益的权衡,并考虑对公共利益的影响后发出。

因为在征地决定合法且补偿已经支付的情况下，也可以强制执行）。因此，如果采取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话，将会因为很难证明行政机关的补偿决定违法，而使之后的附带民事诉讼无法进行，法院也就无法重新确定补偿。补偿虽然引发的原因与赔偿不同，但都具有填补损失的性质，为何不能由法院来确定？更何况，行政机关本身就是征地的当事人或受益方，如果既由其决定是否征收又由其确定怎样补偿，岂不是最为明显、直接地违背了自己不能做自己案件法官这一正当程序的基本原则？因此补偿纠纷就更应由法院来确定而不是行政机关。如果当事人对普通法院确定的补偿数额不服，自可上诉至上一级法院并可由其重新确定社会改革和转型过程成功的关键在于有效控权。

法治则是依照广大民众意志和利益要求（通过法律） 对国家的治理。四、 转型时期法律的控权使命法律本是 双刃剑 ： 既维权（ 利） ， 又控权（ 力）。常识告诉，唯有把政府的一切收入纳入预算范围之内，包括税收收入，以及非税收入纳入，才可能发挥预算法增进全体国民福利总量的核心功能。

要说二次审议稿有一点比较明显的突破和亮点的话，也许就在这里。就预算法而言，就是指调整政府与国民之间最重要财税利益关系的权力性规范，关键是规范政府如何使用纳税人交给政府的税收。第三，监督： 预算法修订能不能在监督政府预算权力方面有所突破。显然，要规范政府的这些花钱活动，保证其不乱花钱，逻辑的前提是花钱的信息要公开透明。

第一，公开： 预算法修订能不能在预算公开透明方面有所突破。它毕竟把以往一些没有纳入政府预算的收入这次明确纳入预算法，比如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等等。

如果连花钱的信息都不公开透明，对政府该遵循什么原则花钱，给谁花，为什么花，花多少，如何花等等花钱行为要进行实质性规范就只能是一句空话。令各界从2004年就开始纠结的《预算法》修订二次审议稿终于在这个夏末公开征求意见了。比如第九条各级预算应当遵循统筹兼顾、勤俭节约、量力而行、讲求绩效和收支平衡的原则。遗憾的是，这一点在此次预算法修正草案中也没有给予特别关注和修改，反而进一步给予了强化。

可惜的是，二次审议稿在这一点上，至少笔者没有发现清晰明确有效的突破，缺乏有力的奖惩规定与条文。当然，仍然有相当规模的一些收入并未明确纳入政府预算范围，或者说缺乏明确的规定。因为和一切权力一样，预算权力同样会被滥用，而且，权力越大，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多我国当前劳动教养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1957年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和1979年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等相关法规。

什邡放催泪弹，我依然充满信心，因为政府立刻尊重人民意愿了。无论如何，生活于这片沉疴遍地的凄凉大地上，我们都别无选择、无处可逃，只能固执地相信未来，相信民间江湖经年累月的自我启蒙与文明变迁，终将会导致庙堂的现代性转化——并不仅仅是废除劳教制度而已。

劳教制度确立于共和国建国之初，是当时治国理念的产物，是为了配合反右运动的不断推进而做出的应时之举，此制度对保障当时社会的正常秩序或许发挥了一定作用。由此可见，对一个未经审判程序的公民动辄实施数月乃至是数年限制人身自由的劳教制度，其野蛮程度已经超越了普通公民所能容忍的最低限度的法治、人权乃至是良知底线，废除劳教制度的社会舆论基础已经具备。

北京暴雨死79人，我依然充满信心，因为政府知错就改采取很多整改措施。2012年8月11日 进入专题： 劳教制度 。仅就劳教制度的教养观念而言，便与现代法治理念背道而驰。教民是儒家社会治理思想的核心观念，若不教而杀民，则可谓之虐民。在一个由大多数文盲构成的传统社会中，受过良好儒家经典教育的父母官不仅拥有教化百姓的智识资源，而且具有道德领域内的强势话语权，所以，即便父母官教化百姓的正当性缺乏坚实的逻辑基础，但其能教化百姓却是传统中国社会中不容否定的经验事实。可见，废除劳教制度，不仅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人身自由权利，而且有裨于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毕竟，在人权理念已成一种普适价值的当今世界，要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靠的不是空洞的GDP数字，不是虚幻的奥运金牌，甚至也不是物美价廉的made in china，而是对自己国民权利的充分尊重。

每种恶法与不合理制度的废除，都是个案契机、民间舆论、学者呼吁、高层重视与诸多利益博弈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与以往即使是最简单的争论也几乎没有取得共识可能的网络舆论不同，社会各阶层在此次唐慧被劳教事件的讨论中取得了很大程度的共识——自由派、民主派、国家主义者乃至是网友心目中的著名五毛式人物，都对当下的劳教制度持批判态度，认为其即便不能遽然废除，也应该进行深刻改革，以切实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

从这个角度看，湖南永州当局撤销对唐慧的劳教决定之后要对其进行训诫、教育的说法缺乏法律依据。地方官是父母官，普通百姓则被婴孩化，需要接受父母官的管束、训戒与教化。

现代政治理念中的政府也是一种非道德化的理性官僚化科层组织，不宜介入世俗的道德领域。劳动教养并非刑事处罚，而是为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减少犯罪，对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但尚不够刑事处罚条件且有劳动能力的人予以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处罚措施。

许多国家或组织都因劳教制度而抨击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在强烈的舆论压力下，针对唐慧的劳教决定虽已被撤销，唐慧也于8月10走出了劳教所的大门，但社会各界对劳教制度的讨论却才刚刚开始。具体到废除劳教制度上，唐慧事件提供了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个案契机，民间舆论对此制度存废的讨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合力，再加之此制度牵涉的利益并不如强制拆迁制度那样复杂与广泛。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国家权力已没有任何智识资源与道德资源来对成年公民进行教化。

湖南百人强奸女童后劳教其母且拒不放人，我失望了。然而其本质却是以戕害人权为代价的非法治社会控制手段，在法治与人权理念已越来越深入人心的今天，已经完全失去了正当性与合法性。

在中国生活了57年（几乎没出过国）我见到一些问题，但我对中国一直充满信心，并通过写作想让中国好。因此，在法律的授权下，公权力可以按照法定程序对有犯罪行为的公民施加刑罚，却没有权力对一个成年公民进行教育（除非其自愿），更没有权力在限制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教育，无论以任何动听的理由——如为当事人好、对当事人家庭负责、感化当事人等——来对成年公民进行强制教育或改造都只会导致大规模的人权灾害，所谓人性化的劳教也不过是自欺其人的粉饰说辞。

在实体上，《刑法》规定的完全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有期徒刑最短仅为六个月，而法律位阶低于《刑法》的《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及《补充规定》却能对当事人实施最长期限达四年的劳教，严重违反了《立法法》中有关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的规定。劳教制度实施半个多世纪以来，出现了大量冤假错案，如最近重庆涪陵网友方竹笋因在微博上发表王立军吃一坨屎而被劳教案、重庆彭水县任建宇因在网上发表有关时政的负面评论而被劳教案等，劳教日益成为地方政府打压异议者、上访者、维权者等刁民的维稳手段，不仅严重侵害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而且有损我国的国际形象。

而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已经普及，相对于普通公民，政府官员并不具备任何智识优势。2003年的收容谴送制度之所以能在很短时间内被废除，与孙志刚案的广泛影响、学者的上书与高层重视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简单地说，劳教制度在法理层面的违法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在程序上，在未经司法审查程序的情况便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劳教制度，违反了未经人民法院审判，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的基本司法原则。而强制拆迁制度之所以难以被废除，则缘于此制度牵涉的利益太广，且缺乏高层重视，所以虽然屡次引发各种影响广泛的血案，也有大量学者呼吁废除，却仍然无济于事。

因此，传统儒教帝国的地方官员不仅要履行各种行政职责，而且还有移风易俗、教化百姓的概括性责任。因此，只要高层愿意倾听民间舆论的声音，则废除此制度，便是正当其时。

近日，湖南永州11岁幼女被迫卖淫案的受害人母亲唐慧因不服法院判决屡次上访而被劳教事件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勿庸否认，在后极权主义时代，国家的社会治理术日趋精密化，法治文明演进的历程因之而格外举步维艰，每前进一步，都需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而且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

对需要收容劳动教养的人，由省（区、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下设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准。固然，将法治改革的希望寄托于当局高层的开明、乃至是开恩并不明智，但对于普通公民而言，在江湖与庙堂之间的分裂已然越来越严重、且缺乏将江湖声音变成庙堂声音机制的时代里，唯一所能做的，便是呼吁与呐喊——岂能因声音微小而不呐喊。

(责任编辑：张米亚)